不能任何过错都要归于文化

不能任何过错都要归于文化

看到腾讯网上的今日话题《是什么让老太太诬陷好人》，http://view.news.qq.com/zt2011/laotaitai/index.htm。文中谈到江苏南通又发生一起“彭宇案”，一辆大巴的司机在立交桥上发现了一位骑三轮的老太太倒在路上，司机前去搀扶后，却被老太诬为肇事者。其后，老太在医院内接受治疗时，接受南通电视台《城市日历》记者采访时坚称，就是那辆大巴车将自己撞倒在地的。幸而，由于大巴上安装有摄像头，通过录像还原了司机的清白。

从事件还原来看，这里并不存在老太太所谓的清醒或发昏的辩解（其被救时是清醒的），只证明老太一家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骗取赔偿的不轨企图。而这还不是偶然事件，一天之后，湖北武汉也有一位电动车主，扶起一名自己不慎摔倒的八旬老太后，反被老太诬称是被电动车撞倒的。在多位目击者指责老太是自行摔倒后，老太仍然坐在电动车上不肯下来，并一口咬定是被电动车撞倒的。

近年来，见诸报道的类似彭宇案，本不鲜见，只是如此频繁的讹诈还是让民众寒心，进而更多地参与对九斤老太的口诛笔伐。

当此之时，腾讯推出了这一期今日说法，只是，她的观点却将九斤老太的出现更多地归之为文化传统，看其标题，“这不是什么人心不古”；“不必起“九斤老太之叹”，古代民风不见得就淳朴”；“与其说这是人心不古，不如说这是种“传统”的延续”，进而提出人和人是狼。看了如此的解说，真不知这期的编辑的立意究竟是何，是不是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些糟粕就可以理解老太的行为了，老太的行为就不是罪过，而是具有此文化国人的正常反应了，所谓“人不利己天诛地灭”，人和人就是狼了。

当然，编辑往下还引申提到制度的不公和司法的欠缺。诚然，这些固会给不法者提供便捷之门，也会给守法者带来不便。但这能是讹诈的理由，能是恩将仇报的借口吗？

不过很多事本是一体两面的。说到传统文化，至少我们奉若圭臬的是传统儒家的礼文化——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本就要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“不食嗟来之食，不饮盗泉之水”等。这里也不想对此过多的笔墨，虽然其中可能会有些过于崇高乃至于难于实践。但这恰恰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——主体部分，甚至也可以说正是基于此（这是一种公德文化，任何人类集体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公德的），我们才有五千年的文明。

至于例证法，更是不胜枚举。说三国演义，其中虽有奸雄曹操，也有仁之代表刘备及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。历史上，即便是黑暗时期，也是两方面人物同台共演的，明熹宗时，大阉魏忠贤当道，既有“五虎”、“五彪”、“五狗”、“十孩”、“四十孙”等，也有左光斗、杨涟、周起元、周顺昌、缪昌期等六君子的宁死不屈。这或说是士大夫所为，即便抛开士大夫，还有苏州市民颜佩韦、马杰、沈扬、杨念如和周文元五人，这也是著名的《五人墓碑记》的由来。

春秋秦晋崤之战时，郑国商人弦高，假借郑国国君的名誉犒劳秦军。将秦军骗走的，让郑免受亡国之难，最终秦军覆亡于崤山之下。当他回国之后，郑君要奖赏与他。弦高却说：“诈而得赏，则郑国之政废矣；为国而无信，是败俗也；赏一人而败俗，智者不为也。”遂率其众他迁，不复返也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，“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南霁云。清末年轻的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，“引刀为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，暴得大名。但更多的同样选择九死而难得一生的，如参与刺杀不成的喻培伦，又与林觉民等参加起义就没有这么幸运。这里是理念的支撑，而非简单利的驱使。

从古到今，这类事例一向并不缺乏。当然在这里无意拔高文化和人性，只想说明文化本是多样性，是可以选择的，而人性本也是一体两面。至少对世上大多数人（甚至绝大多数人）来说，既有私我之求，也有同情协助之愿。人性既非大善也非大恶，协作更是社会存在发展的要求，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还能存在乃至发展的根本。只是环境好时，善良就表现得多些；环境恶劣时，善恶之斗就艰难些。不能因为有恶的一面，就简单归之于文化等，甚至故意无视真和善的存在。任何集体社会，考虑到的，既要有私德——自私，还要考虑到公德——群己权界，否则人类很难结合为集体社会，这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就一直伴随着道德与法律存在的问题。

而单就这件事来说，本也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面，与人为善与恩将仇报（不必挑字眼）之鲜明对比，没有主动助人做善事的司机殷红彬，就不会有反咬一口的石老太太，武汉的事件也同样。这与数年前的彭宇案还略不同，那场官司最后闹成了一个罗生门。如果说，老太太的行为是文化及制度缺陷所致，那“彭宇”们呢？

在论证真假和善恶时是不能含糊的，现在却将恶甚至罪恶一概归之于文化或制度。也许有的确可以归之于文化或制度，但有些却不能简而化之。人可以不被要求高尚，也可以自私，但自私的界限是不得侵犯别人的利益。如果说旁观或围观可以容忍，也可以理解，但为一己之私而故意颠倒是非﹑恩将仇报﹑侵犯他人的利益，摧毁民众心理的底线，破坏法律，这就是彻底的罪恶，不管任何人做了这样的事，都是不允许的，都是罪恶，不应得到容忍。也许动物世界里，尤其是没有群体生活的动物可以如此。私我也许本没错，但私我的界限是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，私我的标准是不能颠倒真假﹑混淆是非，恩将仇报更非所能容忍。这儿对这种事情进行传统文化和制度论证有些避重就轻，文化本就是人类行为及思想的产物，制度也是人制定的，这本质是对恶行的纵容。

纵容的结果，只能导致彻头彻尾的是非﹑善恶的虚无论，宿命论，其自然也会成为恶（罪恶）最好的庇护伞。如此的结果是，导致任何人做错了事甚至犯了罪，都不会有负疚感，都很难受到真正的谴责。如此虽可以为老百姓所犯过错辩护，同样也会成为官僚们的罪恶的保护伞！官员和制度之恶之所以更激起人们的愤怒，更多的是其危害面更广，面对起来更无力而已。但二者对社会都是破坏性的，而个人之恶，若由文化纵容乃至认可，灾害更是根本性的。

最终只能是一个没有罪恶与善良，没有是非与真假之分的世界，是无序，是强权的变本加厉，是恶的肆无忌惮。这也正是我们面临的情况，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世界的终极法则，自私乃至损人利己视为当然，丛林法则奉若圭臬。

从根本上说，这也许是我们的单条腿走路（经济建设为中心）的发展模式和黑猫白猫论所引，更是信仰虚无﹑不辨是非，对恶纵容的结果。逐利而弃义，人治而非法治，及对文化多元和自由竞争理解的歧义，自由不是不要制约，多元也不是没有底线，最终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真与假，真与假都弃之不顾，则不会有对错﹑善恶和美丑，规则与秩序也自然荡然无存。

信仰的建立和道德的重塑，正如文末所提秩序的建立，是需要有道德人。不仅需要有道德的人，还要谴责不道德，要远见和洞察力，要勇于担当和奉献的人,更要唤醒最广大的民众真假是非观！

开尔文

2011/08/31